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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鹏山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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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答华商报记者问  

2009-10-11 14:25:00|  分类: 最新文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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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鲍先生您好!认真拜读了您的《新说水浒》,一次次为林冲与武松的遭际而低回不已,也为书中精辟入理的分析所折服,看得出您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,设身处地在为小说主人公着想,您是如何实现与历史上虚实人物的这种“心灵相通”?您曾说过讲水浒即是讲人生、讲人性,自我感觉做到了多少呢?

 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看了我《新说水浒》这本书后,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其中他提到读文学作品需要有对人生的领悟。我觉得这是一句十分到位的话。我们很多人读不懂文学作品,就是因为缺少对人生的感悟,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包含着更加丰厚的人生况味,也就越是需要我们有人生的经验与悟性,有了这种悟性,我们才能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“心灵相通”,也才能触摸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。

 其实,人性是有社会性的,鲁迅先生的“国民性”即是包含着“社会性”的人性。问题是,这种“社会性”是由社会、制度、文化诸因素决定的,所以,我讲《水浒》,就是通过细节讲心理,通过心理讲人性,通过人性讲制度,通过制度讲文化,通过潜意识讲集体无意识,最终,我要反思和批评的,不是人物,而是制度与文化。

 

 

 

(二)2001年应该算是您的一个转折点吧,作为一个江南人,您离开工作了17年之久的青海,调到了“大上海”,如何回望这十余年大西北生活对您的意义?当年大学毕业后奔赴数千里之外举目无亲的大西北时,心里究竟作何感想?您为书斋取名“偏安居”,当年或许是人在青海而“偏安一隅”,现在国际大都会里还能“心远地自偏”吗?

 你很细心,竟然知道我的书斋名叫“偏安斋”。是的,那是我在青海时书斋的名字,是我的处境和心境的表现。青海偏,我心安。既有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春夏与春秋的意思,也有陶渊明“心远地自偏”的意思。当年大学毕业,我申请去西北,是要寻异地走远路,寻找别样的生活。这17年对我意义重大,主要还不是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学问,这在哪里都可以做,主要是我认识了世道人心,学会了站在一定距离外看热闹,看门道,这是我和很多书斋里的学者相比不同的地方。鲁迅先生曾经悲哀地说,中国的学者,大多数都不了解世道,不了解生活的真相(大意),我的感受和先生一样。

 现在我仍然把自己的书斋叫做“偏安斋”,因为,一,心远地自偏。大上海让很多人浮躁,我警觉到这一点。二,我住在浦东东北角,相对于上海的很多繁华地带,还是一个较偏的地方,这地方是东海、黄浦江、长江汇聚之地,但并不灯红酒绿,我感觉很好。

 

 

 (三)您在讲林冲时提到,“天下之大,却往往没有英雄们的安身立命之所”,您也描绘过林冲一家老小走上街头时所感受的那种“世道的荒凉、人心的寒冷、道义的苍白”,一部水浒,大抵是“朝廷推英雄入江湖”,而梁山又是“一种体制外的权力”,怎样理解“江湖”才能庶几近之?有人说“人心即是江湖”,您觉得呢?

  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江湖,江湖之所以可怕,就是因为争权夺利。一日权力的运作与移交不民主,我们就一日不能脱离江湖丛林法则,世道的荒凉,人心的寒冷,道义的苍白,全是权力不正当运作惹的祸。这是中国的悲哀,是中国百姓的悲哀。

 我觉得中国历史的所有问题,都归结到一点:我们一直是一个权力社会。这是一切黑暗的总根源。

 

 

(四)您在百家讲坛的讲座颇受欢迎,坐拥很多“鲍鱼”,但也难免引来了一些争议或批评,有的甚至还很尖锐,对此,您以庄子的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”自勉,有人又因此认为您“不在乎”,似乎不够“从善如流”,真是这样吗?您是如何调整自己,完成一个青年教师到“名人”的转换的?

 我看到很多批评,有些批评很好,比如有人说我节奏慢,这就说得对,我接受这样的批评。但我要说明一下的是,我不是说历史,我是说文学,我不是讲故事,我是阐释故事,不得不慢,陈尚君先生也说,看电视上我讲,他觉得慢,但看书,确十分酣畅淋漓。

还有一些批评完全不讲逻辑,甚至夹杂谩骂。我当然一笑了之,不然还能怎样?

我觉得我已不是青年教师,我四十六岁了。我也不是名人,或者就算是吧!但那又怎样?我自己没觉得,真的,一点也没觉得,谁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不会因为众声喧哗就没轻没重起来。

 

 

(五)很多人认为水浒中人是“侠以武犯禁”的典型,这些人仇富、仇官,崇尚血腥与暴力,您怎么看?您说过《水浒传》是“一个民族集体仇恨的结晶”,而“有水浒式英雄的时代,一定不是一个好时代”,对于有很多人在“带气生存”的时代,对于很多可能存在的“大面积的有心理问题的人”,您认为可以如何疏导?能否这样理解,一个理想的社会是“远离水浒”的?

 是的,一个理想的社会是远离《水浒》的,也就是说,第一,不会有那么多冤屈、黑暗,也就是说,不会让人民普遍“带气生存”。第二,即便有一些,也能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与释放。

 

 

(六)四大名著中,相比于其它三部,《红楼梦》似乎一枝独秀,无数人在“红学”的大锅里“搅勺把”,鲁迅则认为“细民所嗜”,还在《三国》与《水浒》。您认为“《水浒》写市井,异样好”,为何有此一说?它好在哪里、异在何处?学者应如何从经典名著的“余波”中取一瓢饮?

  这“异样好”的评价,是我在《中国文学史品读》(现改名《中国人的心灵》)中提出的。《水浒》这样的经典,一定是积淀了丰厚的社会内涵的,你看它写阎婆,写王婆,写何九,甚至写郓哥,这些普通人,一言一行,无不有市井味,无不有人生的沧桑与人心的寒凉,《水浒》的作者是深谙世道人心的。

《水浒》的读者如果不了解世道人心,如何读得懂?如何读得出里面的悲哀与感慨? 

 

    

(七)您认为“文化应该是全人类的保护神,保护人类的理性和人性不要失却,而且要不断健全”,您提出“当今社会不要顺民,也不要暴民,要的是公民”,可能有人会奇怪:一个大讲水浒草莽英雄,宣称“做人就做鲁智深”的人,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?您认为文化对社会的参与上,能做些什么?应该做些什么?

  呵呵!讲《水浒》并不是为了宣扬《水浒》英雄的行为,它是一部文学作品,我们喜欢一部文学作品,是喜欢里面的某些精神性的东西,而不是简单的去鼓吹他们的行为,我们喜欢《西游记》,难道我们也要去“西游”一番?

  至于“公民 ”,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基本精神,基本条件,何谓“公民”?我的看法,必须符合这样的几个条件:①在国家里有权利。②有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利。③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。权力是天赋的,但能力则靠自己努力获得。这能力包括判断力,至少你要知道哪些东西在本质上是反对和损害你的权利的,你应该反对;哪些东西在本质上是和你的权利一致的,你应该支持。④有责任感,这责任感的核心就是要懂得维护公共福祉并准备时时挺身而出。

 我一直大声疾呼,全社会普遍缺乏价值判断力,是我们今天的最大危险。那么,如何提高我们的价值判断力?我以为,首先必须让我们成为文化人——因为,文化,就是一种价值观,它会给我们一个价值支点。一个非文化人,是没有价值观的,当然也就没有价值判断力,这就是文化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。

 

 

(八)能看出,您善于归纳,同样写打架,您总结鲁智深是仗义型正义派打法,林冲是技术型实力派打法,李逵是效益型无赖派打法,武松是炫耀型潇洒派打法。如果设身处地,有朝一日,您必须为某件事、某个人、某种理想而挺身一战之时,又会是哪种“打法”呢?

这是对我做道德拷问,我是一介文人,我只能动笔,动口,有时候,看到特别堵心的事和堵心的人,我可能会骂人,我一骂人,文章就精彩——说到底,我也有点变态,被那些堵心的人和事逼的。     

 

 

(九)除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水浒之外,您的专长似乎更在诸子百家与魏晋唐宋文学之类,对于那些更接近中华文化“源头”的原典,您准备如何去讲?面对古圣先哲的“前贤之述备矣”,面对不同主讲人风格各异,您还有多少诠释或演绎的空间?有压力吗?

 没有压力,大家各讲各的,他有他的眼光,我有我的心得,他有他的角度,我有我的高度和深度。

 当然,讲还是不讲,这是一个问题。

 

 

 

(十)您与陕西有着渊源,当以“文青”之身四处投稿而未果时,却被陕西的《美文》慧眼相中并收入囊中,从而与陕西结缘,贾平凹先生给您的《寂寞圣贤》所写序中,用三个字来评价您,“能大观”。能否结合您的人生经历,简要谈谈,一个人如何真正做到“能大观”?

  这个问题特别好,我对陕西有感情,上大学时,看电影《黄土地》,热泪盈眶,陕北民歌那种沧桑、悲凉以及骨子里的浪漫和倔强,给我太深刻的印象,而陕西的《美文》,更是我的福地。我曾说过一句话“《美文》于我,一直是错爱的;我于《美文》,一直是敬爱的。”1998年,我准备写一组有关先秦诸子的文章。因为我厌倦了所谓的“学术论文”的无人性,我想把它写得人性一些,到哪里发表呢?我想到了提倡“大散文”的《美文》,我给穆涛先生写了一封信,列出了我准备写的人物以及暂定的题目,其实,我心里没底,因为我还名不见经传,和穆涛以及《美文》的所有编辑都不认识,但是,没想到穆涛先生上午接到信,中午就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:你把稿子寄来,我下个月就给你专栏!

 平凹先生、穆涛先生是我人生路上的“关键先生”。因为我那种文章,“学报”不要,当时的各种“散文类”文学刊物也不要,四不象,没有《美文》,我的这些文章出不来。

 贾先生常不经意间说出大道理,比如他说人要能“大观”,这是至理名言,不能“大观”的人,做官,也只能拍马溜须,行贿受贿;经商,只能坑蒙拐骗,斤斤计较……做文章,也只能风花雪月,小技巧小聪明。这“大观”,我想就是两点:认清社会,认清自己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
  如何才能“大观”,我想,首先要摆脱“小气”,不做“小器”。更深的道理,你还是问平凹先生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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